配资在线机构论坛荐书丨《霸权的退出？——战后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行动逻辑》

荐书来源：盈丰配资网站：启恒配资日期：2026-03-07 12:53:55 查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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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其对现有国际制度相对满意，因此，学界很少专门研究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退出行为。在特朗普时代，美国退出国际组织的频率显著增加，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总体上学术界对此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

《霸权的退出？——战后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行动逻辑》一书对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从单一的总统任期出发，转向更为复杂、相对时间更长的历史时段。在类型化美国退出国际制度行为的基础上，还讨论了影响霸权退出决策的多种因素，特别强调了国内政治和大国竞争的作用，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霸权的退出？

——战后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行动逻辑》

张雪滢著

定价：8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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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雪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青年副研究员，耶鲁大学福克斯国际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的国际组织战略、联合国与国际组织、中国外交。在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Policy、 The Pacific Review等国际知名期刊（SSCI一区）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曾任G20青年峰会（Y20）中国代表团团长。联合主编《国际组织研究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著作 Bounded Ambition: China as a Multilateral Actor in World Politics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丛书总序

导论退出时代的到来——为什么霸权不再维持制度?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三节主要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理论奠基：霸权与国际制度的参与和退出

第一节区分霸权与非霸权退出的必要性

第二节重要概念的辨析与讨论范围界定

第三节反向推论：从“霸权之后”到“霸权退出”

第二章理论建构：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因果路径

第一节退出作为研究对象：既有解释的梳理与理论缺口

第二节理论构建：霸权的制度背离与影响退出的相关因素

第三节霸权“制度”背离的类型学框架与决策路径

第四节研究设计、定量方法与案例选择

第三章霸权退出行为的定量分析：趋势、影响因素与机制检验

第一节美国退出国际制度的历史图景与趋势分析

第二节概念操作化与变量设定

第三节实证模型与回归分析结果

第四节回归结果的机制解释与理论延伸

第四章议价施压型退出：制度威胁与合作重塑

第一节理论意涵、案例选择与分析框架

第二节事与愿违：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僵局

第三节以退促变：美国与国际劳工组织的短暂离合

第四节极限施压：万国邮政联盟的邮资风波

本章小结

第五章替代建构型退出：制度解构与秩序再造

第一节理论意涵、案例选择与分析框架

第二节全球货币秩序的重塑：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浮动汇率

第三节亚太经贸规则的竞争：从TPP到IPEF

第四节替代建构型退出的机制归纳与比较分析

本章小结

第六章否定型退出：从功利性放弃到秩序性拒斥

第一节理论再阐释：否定型退出的两种逻辑及其分析框架

第二节功利主义的成本控制：后冷战时期的“制度精简”

第三节秩序的拒斥：特朗普政府的系列“退群”行为

第四节理论深化：否定型退出、霸权危机与秩序辩论

本章小结

结语

第一节本书核心观点与理论贡献之再审视

第二节 “美国优先”的回归：霸权衰落与动荡世界中的秩序未来

第三节有待继续深化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索引

致谢

导论（节选）

在过去数十年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解国际合作的存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该理论主张，即使在缺乏单一霸权国家持续支持的情形下，国际制度依然能够凭借其内在韧性维持合作，约束行为体并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深刻地挑战了早期现实主义者“无霸权则无制度”的经典论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断言，即使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由其主导创建的制度仍将因规则的路径依赖，互惠的激励结构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信息机制等而维持其运作。这种制度的“自我维系能力”被广泛视为后冷战时代全球治理架构得以持续繁荣的根基，也奠定了自由制度主义者对于国际合作可持续性的坚定信心及对全球治理前景的乐观判断。

然而，21世纪以来的现实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图景，却不断地对这一乐观预期构成严峻挑战。从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世界目睹了作为全球秩序主导者的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广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一系列关键的多边组织与国际协议，其中不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更涵盖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这些决绝的行动，其意义远超对特定制度内容或运作效率的不满，而在深层次上体现出对多边主义原则本身的根本性质疑。即使在其后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短暂地重返部分制度，但“美国优先”所代表的制度怀疑主义思潮并未消散，其所留下的信任赤字也难以在短期内弥合。如今，随着2025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关于其第二任期是否将再次上演全面“退群”的剧目，并对本已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造成影响更深远的冲击，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充满忧虑的悬而未决之问。

这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历史性事件，共同引出了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核心问题：当制度的缔造者与主导者，从制度的“守护者”转变为主动的“退出者”时，是否意味着制度本身已经不再符合其结构性利益？或者说，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霸权主动退出国际制度”的新时代？这种现象不仅在实践层面深刻地撕裂了国际合作的网络，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更在理论层面对制度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本书正是从这一充满悖论的现象出发。它关注的并非为何个别国家因不满而选择退出，而是探问一个更为根本、更具结构性意涵的问题——为何曾经深度参与并以巨大代价主导了国际制度构建的霸权国家，会主动选择脱离其亲手塑造的制度体系？

为精确把握这一特定行为，本书将其定义为“制度背离”。所谓“制度背离”，指的是作为国际制度主要塑造者和维护者的霸权国家，基于其对国家利益、制度效用以及成本收益的动态评估，单方面做出削弱其对既有国际制度的承诺，改变参与模式，乃至完全退出现有制度安排的战略性决策。此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其与一般国家因直接利益受损而采取的“退出”行为相区分。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制度的创始者和主导者，在制度本身仍然具备功能性与合法性的特定条件下，选择进行一种具有深远战略意涵的抽身。这种行为不仅反映了霸权国家对特定政策或规则的即时调整，更在深层次上体现了其对整个制度之正当性基础，内在运行逻辑乃至未来发展方向可能产生的根本性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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